石佛寺,古嘉兴文化的中心

  嘉兴古称李、长水,据《左传》杜预注:李在嘉兴县南;又据《至元嘉禾志》:长水在县南六里。从地理位置上看,石佛寺与这两个古老的地名相距不远,而且石佛寺所在的凤桥镇有着以白坟墩、刘家墩等等史前文化遗址,可以说石佛寺就在古嘉兴文化圈的中心地区。石佛寺是宗教和文化并重的寺院,在嘉兴所有的寺院中,如以文化而论,当以石佛寺为第一。
 
  一个文化重地,有着包容而吸收各种文化元素的气质。石佛寺一带的宗教文化、名人文化、隐居文化、家族文化、迁徙文化是嘉兴文化的缩影。举例来说,譬如人口迁徙文化,以民国35年(1946)凤桥镇第三保为例,此保当时分为15甲,其中15个甲长中嘉兴籍8人,上八府籍6人,盐城籍1人,外来人口基本上居一半之多,综观其他保甲,大致情况比较相似,而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,就可以发现,原来这些移民多是在太平天国以后迁入凤桥的,而在同一时期的嘉兴也是这个情况,据光绪《嘉兴县志》记载:"自粤匪扰后,户口流亡,田亩芜秽,东南各乡庄尤甚",于是,浙东地区大量劳动力进入这里开垦。因此,石佛寺一带的迁徙文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现象,而是在当时的嘉兴迁徙大背景下的缩影,而这种迁徙给石佛寺一带所带来的民俗、语言、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化,也正可以直观的反映近代嘉兴文化各方面的变化。
正是这种包罗万象,海纳百川的气魄,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前来,也让石佛寺,乃至凤桥名人辈出。从慢慢历史的发展来看,每个朝代,都有石佛寺的影子。

最早记录石佛寺的人
  现在能见到的石佛寺的最早记载是在宋朝,作者是蒋之奇和陈舜俞。这两位都是宋朝重量级的人物,陈舜俞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健将,官不大而名甚著,他是欧阳修的门生,与司马光、苏东坡友善。而蒋之奇对于变法的态度让人很难琢磨,他一方面部分推行王安石的政策,一方面据明·海瑞考证他又名列《元祐党人碑》,他与欧阳修不睦,却与苏东坡、钱穆公、王仲至等合称"元祐四友",可见他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人。

  陈舜俞(?-1075),字令举,关于他的籍贯,《宋史》说是"湖州乌程人",《至元嘉禾志》说是"嘉兴人",后来,湖州人董斯张《吴兴备志》考证说他是"湖州乌程人",但嘉兴人沈季友《檇李诗系》还是说他是"嘉兴人",纷纭聚讼,以至成为千年公案。他是庆历六年(1046)进士,他的仕途并不亨通,到了熙宁三年(1070),他只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,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,陈舜俞大力抵制青苗法,于是被贬官。他本来是王安石的朋友,因为这件事,两人遂不相往来了。陈舜俞曾经隐居嘉兴白牛泾,时乘白牛往来,号"白牛居士"。他去世后,苏东坡为文祭之,称他"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"。他的著作《庐山记》、《都官集》为《四库全书》收入。
陈舜俞的《保圣院》是现存最早描述石佛寺的诗歌,诗云:门深锁苍苔,地灵育嘉树。寂然烟云宅,不接市朝路,苟能灰心居,即是古乐处。

  蒋之奇(1031-1104),字颖叔,常州宜兴(今属江苏)人。仁宗嘉佑二年(1057)进士,官至知枢密院事。因为蒋之奇曾弹劾过欧阳修,所以为清议所不容,但他很有才干,《宋史》说他"为部使者十二任,六典会府,以治办称,且孜孜以人物为已任",《宋史》的作者最终给他戴了一顶"小人之魁杰者"的帽子,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,魁杰固是,小人则未必然,《四库提要》说蒋之奇之弹劾欧阳修:虽然有点过了,但是看他的立朝始末,还是非常刚正自守的,不能不称他为名臣。这确实是很中肯的评价。

  蒋之奇著作甚富,有关石佛寺最早的记载就见于他的《日录》,书中说:宝圣石佛院在嘉兴县东南,唐至德二年于寺基掘石佛四躯,至今见存,天圣中赐名宝圣,人但呼"石佛寺"。
  尽管这个记载只有短短几十字,但出自大宋宰相之手,至少能给我们一种信息,即石佛寺北宋时期已经很有知名度了。而在此以后,凡有关石佛寺得名渊源的记述,都会祖述或引用蒋之奇的这一段话。
  陈舜俞与蒋之奇是同时代的人,但两人提到石佛寺时,一作"保圣",一作"宝圣",未知孰是?然考"宝圣"两字只一见,究属孤证,但《至元嘉禾志》于石佛寺都作"保圣院",恐当以后者为是。